林俊德在试验现场采集数据资料。（资料照片）

　　人物简介

　　林俊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

　　1960年10月1日，他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书籍，一头挑着简单的行李，投身中国核试验事业。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将军依据他测得的冲击波数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001年12月，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依然殚精竭虑奋战在国防科研试验第一线。

　　2012年5月31日，他在病房里9次要求下床工作，在电脑上连续整理科研资料近3个小时，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后，溘然长逝，享年75岁。

　　在林俊德战斗和生活一生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自1958年组建以来，我国在这里成功地进行了45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试验。而林俊德从１９６０年大学毕业参军入伍以后，他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领导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核试验水平与发达国家同步，为打破西方大国“核讹诈”，铸就国家强大核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生命中的最后3天，林俊德让人把办公桌搬进病房，争分夺秒地整理科研资料（2012年5月31日摄）。新华社发

　　（一）

　　胆管癌晚期。

　　面对生命的判决书，林俊德脱口而出的是:

　　“我是搞科学的，最相信科学。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我好安排工作。”

　　从林俊德住进西安唐都医院到去世，只有8天时间。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林俊德加速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读秒人生”。

　　同事、学生、亲人纷纷来到医院看望他，林俊德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

　　入院第3天，从重症监护室一出来，林俊德见到护士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手表，说要看时间；醒来后，林俊德拉着主治医生的手说：“我是搞科研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他强烈要求转回普通病房：“我的时间不多了。”

　　5月29日，林俊德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为了减少干扰，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导流管和胃管，他反复对医生说：“带着管子工作不在状态，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效率。”最后，医生给他拔掉了3米多长的导流管。

　　5月30日下午，林俊德几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把办公桌搬进病房。谁也不敢答应。基地领导前来看望，他说：“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再作治疗了，二是请你说句话，让他们把办公桌搬进来。让我工作，我可能还能多活几天。”基地领导含泪同意他的请求。

　　5月31日，住进病房第八天。从早上7时44分到9时55分，林俊德不断提出要下床工作，这时的他极度虚弱，努力想要自己坐起来，走到办公桌前。试了8次，都没有成功。第9次，他终于起来了。

　　9时55分，学生和护士一同把林俊德扶到办公桌旁。他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你们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工作。”

　　他的视力已经模糊，几次向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

　　12时30分，大家把林俊德扶到床上。下午，林俊德陷入昏迷。

　　19时40分，林俊德停止呼吸，过了几分钟，又恢复呼吸。

　　20时15分，心电图成直线，林俊德平静地离开了。

　　（二）

　　悭吝的时间不肯给这位可敬的科学家临终的从容。

　　技术方案需要梳理完善。关于基地建设发展路线，他陆陆续续、零零碎碎写下了许多思想片断，分散在电脑的各个文件夹里。如不抓紧形成系统化的总体方案，那些灵感将成为散落一地的珍珠，再也串不起来。

　　科研资料需要整理归档。包括学术思想、技术思路、实验总结和各种数据、图片、图表，都在电脑里以复杂的编号形式保存着。如不抓紧整理，诸多国防科研的重要课题、尖端项目资料将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档资料中。

　　学生论文需要审改评阅。２名博士生即将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导师的意见，不仅学生毕业要受影响，两个前沿课题的进度也将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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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博士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林俊德在生命最后３天中批改完的。这份１３０页、８万多字的论文上，留下了林俊德３３８个颤抖的笔迹，这也是院士一生的最后手迹。

　　可是即使如此“拼命”，林俊德还是带着遗憾走了。

　　有计安家国。林俊德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无心许禄田。林俊德一世甘做淡泊人，直到去世，他依然是没有任何“兼职”的院士。

　　林俊德的遗憾，是对于家庭的亏欠。

　　林俊德弥留之际，黄建琴紧握着他的手，伏在耳边喃喃说道：“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黄建琴心说，相伴４５年，“他去世前住院那一阵子，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弥留之际，他留给儿子、女儿的话，仅仅只有5个字：“照顾……好……你妈……”

　　去世前，他强忍病痛审阅学生8万多字论文；一直念叨要给孙子、外孙写封信，却没抽出时间来。

　　（三）

　　即使在生病之前，林俊德也一直是“跑”的姿态。

　　或许，对于军人林俊德而言，“冲锋”二字更为准确。

　　在基地某试验区的角落里，有个土坑。这个不起眼的土坑，是林俊德主持的某项重大国防科技试验发端地！

　　300多天，林俊德每天和学生一起爬上爬下，兜里装着卡尺，手里拿着相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土坑越挖越大，科研成果也越来越丰富。那段日子，林院士每天一身汗一身泥，看守试验工地的师傅以为他也是临时来谋活计的，还劝他年龄这么大了悠着点干。后来，单位同事知道此事后，就戏称他为“民工院士”。

　　林俊德曾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工作，效率就会特别高，看似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他工作上的“发狂”，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

　　一年春节，大年初一同事冒雪到他家去给他拜年，没想他一大早竟然跑到办公室去加班了。

　　正是靠着这种“发狂”，一代代像林俊德这样的人们才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１９６７年，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大当量氢弹核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我国只用了２年８个月，而美国是７年４个月，苏联是４年，法国是８年６个月。

　　世界核爆史上，记载着这样的一组数字：美国和苏联先后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进行了２００多次，而中国，只用４５次核试验，便实现了既定目标。

　　林俊德有一块手表，不过是一块极其普通的国产石英手表。表壳磨得已有些斑驳，表带还裹着胶布。

　　过去15年里，林俊德一直戴着这块表，视如珍宝——这是他参加母校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发的纪念品，价格不过几百元。

　　林俊德去世后，护士想把这块表摘下来。黄建琴劝阻了：“老林喜欢，就让他带着走吧。在那边，看不到时间他会不习惯的。”

　　遗体告别仪式上，陪伴林院士的除了他钟爱的军装，还有这块手表。

　　短评：

　　一个老兵的"冲锋"人生

　　■周海涛

　　生命最后时刻，林俊德仍坚持下床工作，9次尝试之后才站起来，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

　　1960年参军入伍后，他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在国防科研一线工作了大半辈子。与长达50年的科研生涯相比，他与妻子相处的时间却少得可怜，“他去世前住院那一阵子，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与卓越的贡献相比，他直到去世都没有任何“兼职”，甚至压根儿没有时间考虑名利。因为，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

　　对于新中国来说，核试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与美苏等大国相比，我们的起跑本身就已经落后了，所以林俊德等一代人身上的担子很重，铸就核盾既是价值追求也是历史责任。

　　林俊德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对于军人来说，“不怕苦，不怕死”只是基本要求，能不能打胜仗才是根本。林俊德之所以临终仍在争分夺秒地工作，是因为砺剑铸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尖端项目和前沿课题是其不变的追求。

　　今天，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进行时，我们应当如何作为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不管未来岗位怎么变，但我们的使命任务没有变，就是要争做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合格军事人才。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官兵等不得、慢不得、观望不得，必须像林俊德那样时刻保持“冲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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