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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8

合肥晚报

吴美儒

葛刚 陆瑢 陈逸雯 胡群

故事 藏品 长征精神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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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在泾县新四军军部的邱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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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脚战士邱一涵使用过的丝巾

  作为一部民族史诗、一个时代传奇,长征不仅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壮举,还影响着我们现在无数的中华同胞。在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里,就有不少文物史料与长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日,记者一行来到这里,三件与长征战士有关的历史文物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仿佛向我们诉说着他们主人所历经的长征故事。
  一条丝巾与一位小脚走完长征的女战士
  在渡江战役纪念馆二楼的展厅,一条折放整齐的紫灰色丝质方巾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微黄灯光投射下,方巾表面泛出细腻的光泽,边角处留下的条条折纹在岁月的流光里愈发显得坚定。这是一条充满异域风情的围巾,紫色背景下是展翅飞翔的和平鸽,四周围绕着一圈世界各族人民在大联欢。这种设计风格,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物质与审美都极度匮乏的中国并不常见。“这条围巾的主人是邱一涵。”讲解员告诉我们,“这是1949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邱一涵的老战友,时任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蔡畅赠给她的。”
  邱一涵,正是凭着一双小脚走完长征、斯诺《西行漫记》中记载的30位女红军之一。
  1907年12月,邱一涵于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小村庄。从小受革命思想熏陶的她,一直在追求光明和自由。六七岁时,母亲拿来裹脚布要给她缠脚。她问母亲:“脚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包起来?”母亲回答说:“大脚女人嫁不出去,这是几千年来的老规矩!”邱一涵被迫裹上了小脚。
  1926年,19岁的邱一涵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邱一涵参加了长征。长征途中充满了凶险。一次在广西境内渡河时,低空飞行的敌机对着邱一涵他们疯狂地扫射、投弹,随着一声巨响,身旁的马被炸死,她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掀翻在地上,耳朵震得嗡嗡响,幸好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在长征途中,面对皑皑雪山那生死攸关的艰难险境,生病初愈的邱一涵丈夫袁国平宁愿自己徒步跋涉,也要把坐骑让给病重的战友唐亮同志。裏过小脚的邱一涵则拖着多病的身体,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这给唐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解放后,被授予上将的唐亮曾说,“没有袁主任的马,我是过不了雪山的!”行军时,邱一涵看到抬担架的民工十分饥饿、疲乏,就和女战友将仅剩的一团饭、一小把豆子让给民工吃,而她在过草地时,身边已没有一丁点的油、米、盐,就靠吃点野草充饥。七天七夜,邱一涵咬紧牙关,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艰难地走出了沼泽地。
  据介绍,1949年初,邱一涵与老战友蔡畅重逢时,她们在一起回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日日夜夜,怀念牺牲的亲人和战友。临别时蔡畅拿出这条围巾对邱一涵说,“这条围巾是1948年我在布达佩斯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时,苏联妇女委员会主席送给我的,现把它转赠给你,望你戴着它解放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4月,邱一涵就是带着蔡大姐的嘱托,戴着这条围巾打过长江、解放南京的。
  一块手表与一位不知自己生日的开国少将
  而我们所见的第二件文物是一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产的瑞士英纳格手表。“这是渡江战役时任三野32军文工团分队长的刘志远老人捐献的。”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块手表是1950年在上海刘志远与32军军长刘涌分别时,刘涌将军夫妇赠送给他的。“这块手表的主人刘涌将军不但参加了长征,而且由于父母早亡,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和时辰,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据介绍,长征期间,刘涌是红一方面军唯一一位既参加了著名的强渡大渡河战斗,又参加了飞夺泸定桥战斗的红军战士。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刘涌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肩负着军委首脑机关交办的特殊任务:每当遇到重要战役、战斗的时候,特派员都要到火线进行战地督察,发现存在问题时,可以找当事人谈话,有着特殊的权力。
  1935年5月,大渡河战斗打响。前面有汹涌的大河挡道,后面有国民党军的大量追兵,对岸又有重兵把守。在这严峻的关头,刘涌协助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一起研究渡河作战方案,决定先由16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刘涌作为红军特派员,更感觉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考察这16名突击队员的政治立场和军事素质责无旁贷。突然,参军不久的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要参加渡河勇士的队伍。刘涌立即把这一情况作了汇报,首长们听了非常感动,批准了陈万清加入渡河突击队。这样,渡河突击队17人每人配备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手枪,并随身携带五六枚手榴弹强渡大渡河。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刘涌又马不停蹄,随第二师昼夜兼程160公里,急速赶到泸定桥畔,协助第二师第四团政委杨成武,组织22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战斗中一路走来的刘涌,最终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1955年被授予少将后,刘涌将军听人说,“你的部下都授了中将,你怎么才授了少将?”刘涌将军严肃地说道,“少将也是人民给的,我革命不是为了军衔,是为了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许多战友为了新中国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烈士们相比,我有什么权力向党和人民伸手要地位、要名誉、要待遇。”刘涌将军的一席话,使周围同志深受教育。
  一块怀表与走出97位开国将军的“童子军团”
  同样,在渡江战役纪念馆,一块年代久远的怀表的主人也和长征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块怀表是安徽省军区原司令员严光将军的女儿严萍捐赠的。它是严光将军缴获的敌人的战利品,并用这块怀表掌握时间,指挥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讲解员告诉我们。
  而严光将军,正是参加长征的、神奇的“童子军团”红25军的一员。1915年出生于湖北大悟县的严光将军,16岁就参加了革命,担任过红25军575师223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红军大学区队长、教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并跟随红25军参加了长征。说红25军是“儿童军”是有道理的。据史料载,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很年轻,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现在人们回忆起红25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支队伍是在与中央军失联近一年的时间里,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是长征六支队伍中唯一一支增员的队伍;更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却走出了97名共和国的将军,严光就是其中的一位少将。
  毛泽东当年就评价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而包括严光在内的97名将军中,有79名参加了长征,有18名虽没有参加长征,但都被编入红二十八军,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至于那些在各个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团以上领导干部,少说也有百名之多。他们的卓著功勋,将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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